达尔文的演化论之所以经常遭受一些质疑，是因为在部分反对者们看来，一种生物两次相邻的进化阶段之间，“理应”存在某种过渡物种，但生物考古学者却鲜能找到类似生物的化石。

　　而在通讯科技发展史中，就不存在这样的“漏洞”。在语音通讯技术从有线进化到无线的过程中，寻呼机填补了上述“缺失的一环”，在30年前风靡全国的时候，它也被称为BP机、CALL机、呼机。

　　传呼机的体积，最大不超过一个烟盒。它们通过响铃和震动，提示主人此刻正在被世界某个角落的人所需要，还能通过屏幕呈现数字符号和文字简讯。

　　传呼机的使用方法大同小异：要联系某人，先拨打其传呼机所在的服务台，然后通过人工服务发出信号，或者在电话机键盘上手动输入对应的呼机号。对方在收到呼叫之后，可以通过显示屏查找到刚才呼叫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找座机回拨给对方。

　　但几乎没人会将BP机评价为一个“伟大的发明”，正相反，如今的中文互联网环境中，BP机早已经化作了一个梗，用于表达“抱残守缺”“误石为宝”等等语境，就连不少亲历者，也将其当作一个在短暂辉煌后，被迅速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笑线年的报纸新闻，如今已然是地狱笑话……

　　然而，互联网的普及，是21世纪之后的事情，它所记载的这些关于寻呼机的“事实”，乃至我们的记忆，真的没有一点偏差吗？

　　寻呼机的诞生，的确是一个充满“无间道”色彩的故事，它的概念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。1908年，随着采用标准化生产工艺的福特T型轿车的下线，底特律迅速成为了美国，乃至世界的汽车制造中心。大量人口的涌入，城市的无序扩张，也催生了犯罪活动的泛滥。

　　为了有效调配警力，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底特律警署就通过某个不对公众开放的中波试验频道，向全市分局播发行动指令。

　　然而，“高科技”对黑恶势力的降维打击并未发生。恰恰相反，全市的犯罪活动更加猖獗。很多团伙经常能够在抵达前的一分钟逃之夭夭，留下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和写满挑衅话语的字条。

　　各中原因并不复杂：由于没有任何的加密手段，犯罪分子只要对民用收音机稍加改造，就能警方部署的一举一动。警用电台，就这样沦为了各大黑帮团伙共用的卧底。

　　为此，底特律巡警肯尼斯 考克斯（Kenneth Cox）和电气专业学生罗伯特 巴茨（Robert L. Batts）一道，打造了世界上首套警用单向通讯系统。位于东郊贝尔岛上的发射台，既可以通过公共频道下达最新指令，也能通过私人频道，联系处于巡逻状态的特定机动单位。接收机的体积也缩小了很多，可以摆放在警员家的卧室和警车的后座上。

　　为了避免通讯干扰和泄密，这套系统能够通过一定长短组合的“beep”声来表达特定指令。接受者通过定期更换的密码本，就能知晓命令内容。比方说要通知处于休假状态的警员立刻返回，局长大人无需一个个拨打电话，只需要发送连续十秒的一组蜂鸣音广播即可。

　　然而，这种寻呼机的雏形，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。除了无法个人携带以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潜在的干扰问题，所以始终没有得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批准，未能在全美范围内得到推广。

　　整个二战期间，电气科技经历了巨大的发展。1949年，美国无线通讯之父艾尔 格罗斯（Al Gross）为纽约犹太圣母医院，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套个人传呼系统，它由总台以及分发给医生的手持机组成。

　　在需要给特定人员发送指令时，接线员接通对应频道，“大哥大”大小的终端机就会自动发出提示音。按住确认按钮之后，还能收听一段语音留言。

　　虽然这套系统的使用场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，技术上也没有脱离“单向广播”的范畴，但在易用性和人机工学设计上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为寻呼机未来走向大众消费市场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50年代末期，贝尔和摩托罗拉两家通讯巨头，不约而同开始研发第一代民用型寻呼机。1963年1月，前者的“贝尔小子”（Bellboy，寓意酒店门童）寻呼机率先推向市场——它的工作原理，已经跟现代寻呼业务非常接近：每台终端机都有唯一的地址码，只有在接收到属于自己的数字信号时，才会发出提示音。只是由于没有显示屏，想获取呼叫人的信息，被呼叫方依然需要打总台电话才能获取。

　　1964年，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Pageboy，在接收信息的可读性上更进一步。它能够通过不同的提示音，让用户根据贴在机壳背面的图文说明，知晓具体的呼叫事项，比如是给公司，还是给家里回电话，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打总台电话这个“中间环节”的出现。

　　1975年的Pageboy二代，是一部“双模”寻呼机，它集成了摩托罗拉引以为傲的对讲机技术。用户不但能够在电子提示音之后，收听经过模拟信号传输的简短语音，而且还能按下正面的“PTT”（Press to Talk）按钮，直接进行语音回复，俨然已经是一台实现异步通话的“手机”。

　　在60、70年代，Pageboy不仅成为了传呼机的象征和代表，摩托罗拉也垄断了这一业务领域。然而，相关市场的热度一直不高。这一阶段的全球寻呼机用户总量，从未突破320万的规模，且用户局限于医疗、军警、商业、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。

　　GTA系列主角维克多，在1984年的自由城中使用的山寨M记寻呼机，有了它，任务接受和资产管理的确便利许多

　　这一时期，新兴行业蓬勃发展，全球化步伐开始加速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急需一种能够随时打破物理距离限制的社交手段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大规模集成电路，尤其是液晶技术的出现，使得寻呼机的便携型和信息的可读性进一步提高，成为了现代人连接彼此不可或缺的数字伴侣。

　　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寻呼机的早期发展，但随着国门的打开，国人对先进通讯技术的消费需求得到彻底释放，寻呼机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并不算长的生命周期中，依然绽放出了无限的光彩。

　　早在1983年，上海就出现了中国地区第一家寻呼台，为第五届全运会服务，其用户数量仅有50人，均为大会筹办的核心工作人员。一年后，广州市邮电局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。正如寻呼机在欧美市场早起的境遇，整个80年代，该项业务在地区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除了纪律部队和高级公务员以外，很少人见过它们的样子。

　　随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，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电讯逐渐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刚性需求。

　　当时的中国大地，虽然有线家庭电话和第一代“大哥大”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，但前者需要缴纳相当于当地月收入十至二十倍不等的所谓初装费，且还经常要面临无限期的排队；至于后者，天文数字般的售价和入网费，堪称抢钱的双向收费政策，以及“感人”的通话质量，都是其更适合扮演生意场上象征主人实力的权杖，以及最后的筹码。

　　所以弗洛姆说的没错——“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经济行为决定”。传呼机在中国一线城市远超欧美的销量和普及率，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　　当时国内的通讯消费领域，除了摩托罗拉、飞利浦等等积极推广对华业务的国际巨鳄以外，还有大量的水货和洋垃圾涌入二级市场，后者进一步压低了各家主力行货机型的售价。

　　1991年，山东浪潮公司推出了寻呼机中文显示解决方案——“传呼通信用汉字信息表示及其编码字符集”，从而首次实现了对国际品牌的逆向技术输出，并且催生出了一大批大屏汉显机型，也让过去普遍售价在千元以上的数字单显机一夜白菜价。

　　1993年5月，日后研发“手机中的战斗机”的波导公司，推出了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寻呼机（上图），凭借极高的性价比，当年的销售额即突破百万台，让欧美电讯巨头第一次见证了中国力量，也因此在新品的定价策略上，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　　到了1998年，全国寻呼机用户达到6546万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为了争夺这个庞大的市场，国际大牌们在产品形象和情感诉求的本土化方面，可谓是费尽心思。

　　以电视广告为例，相对欧美同类型产品的功能性诉求，当时在国内电视银幕上播放的寻呼机广告，均不约而同地突出时尚、高端的气质，辅以更能触动国人的爱情、事业、家庭等等生活化情景，从而将寻呼机从一种单纯的通讯工具，塑造成一种流行化的符号。

　　这些成功的营销，甚至一度改变了国人日常的打扮。当时无论男女，均习惯性的将衣角系到裤子里面，好露出别在腰带上的“火凤凰”和“大汉显”。

　　就连小学生，也流行下图这种形似BP机的电子表，有事没事就学着大人的样。